江西寻乌讯：（记者李明）在赣南山脉深处，一场围绕“继志屋背”的山林权属争议，如同一面多棱镜，折射出基层法治的复杂光谱。
从 2013 年首次行政处理到 2025 年终审判决，这场持续超十年的纠纷历经 7 次行政决定、5 轮司法程序，涉及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博弈，更暴露出林权争议处理中的程序困境与法律适用难题。本报记者通过查阅数百页卷宗、走访争议现场，并邀请行政法、物权法领域专家介入分析，试图厘清这场「山界官司」背后的法理逻辑。
争议核心位于寻乌县南桥镇车头村旗形排小组「黄泥岌」山林，面积约 5亩左右。争议双方持有的林权证，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证据链：
关键证据冲突出现在 2005 年林权勘界程序。旗形排小组提交的《林权登记申请表》显示，赵万凤作为接界人，对「黄泥岌」西至「前半窝水圳」签字确认，且现场勘测结果注明「与申请人填报一致」。然而，赵万凤在 2022 年申请注销 0009 号林权证时声称，当年签名系伪造，主张「前半坑水圳」与「继志屋背」地理范围重叠，要求以房屋滴水线重新划界。
争议处理过程堪称基层治理的「程序教科书」，却也暴露出行政权力运行的深层矛盾：
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终审判决（(2025) 赣 07 行终 16 号）维持了南府发 38 号决定，核心依据是：
1、权属争议定性：双方林权证对「继志屋背」的四至描述存在语义冲突，构成《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》规定的「对四至范围有异议」情形，属于行政确权范畴。
2、历史证据优先：根据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第 21 条，1982 年「林业三定」时期的权属凭证为主要依据，赵万凤 1982 年证载「东至继志屋背」具有优先效力。
3、程序合法性：南桥镇政府履行了现场踏勘、听证、调解等程序，符合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要求。
村民质疑集中于两点：其一，2007 年林权证是对 1982 年证的合法变更，行政机关无权以旧证否定新证；其二，赵万凤 2005 年接界签字与 2022 年注销申请自相矛盾，行政机关未充分审查证据真实性。
为厘清争议中的法律适用问题，本报邀请三位专家进行深度分析：
「根据最高法（2018）最高法行再 160 号判例，已登记发证的林地争议，仅在两种情形下属于权属争议：一是单方凭证四至不清，二是双方凭证四至重叠。」李明指出，本案中双方 2007 年林权证对争议区域四至表述虽有差异（「前半窝水圳」vs「前半坑水圳」），但地理坐标经现场勘测并不重叠，本质上是对政府颁证行为的异议，应通过行政诉讼撤销林权证解决，而非启动行政确权程序。
对照案例：在（2019）最高法行申 699 号案中，最高法院明确「已发证且四至清晰的争议不属于权属争议」，当事人应通过撤销登记而非重复确权维权。
「旗形排小组的核心诉求，是质疑南桥镇政府变更寻乌县政府颁证行为的合法性。」张薇分析，根据《宪法》第 108 条，上级政府有权改变下级政府决定，但下级政府无权变更上级政府的行政行为。2007 年林权证由寻乌县政府核发，南桥镇政府以行政处理决定变相否定其效力，涉嫌违反「行政权层级节制」原则。
法律依据：《土地登记规则》第 71 条明确，「土地登记发证后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土地权属」，如需变更须经原登记机关批准。
「客家地区『后龙山属集体』的民俗，与《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存在潜在冲突。」王强指出，旗形排小组主张「继志屋背」属集体后龙山，符合当地传统划界习惯，但行政机关更倾向于以「最近地物标」这类形式化标准定界，导致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张力。
比较法视角：在（2020）最高法行再 46 号案中，最高法院曾强调「尊重历史习惯与实际管理状况」，本案若完全排除习惯法考量，可能影响村民对法治的认同感。
律师看法：法官自由裁量权随意性搅局
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熊律师认为：一审法官自由裁量权随意搅局，忽略质证证据程序重要性，在没有经过专业书写时间和纸张司法鉴定，张口肯定证据伪造，存在严重偏袒偏信嫌疑，而对方证据全盘采信又没提出合理证据分析，二审没有就下位法侵权上位论证，判决中存在法院暧昧裁定，法官却私下电话辩解一番。
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廖律师进一步指出，从程序上讲，下级行政机关不能随便撤销、变更上级机关的行政行为，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。连带本案在内，当地还有类似十来个乡镇政府撤销县林业局已颁发《林权证》，如此践踏行政程序，实属罕见。从行政诉讼程序而言，如果上级行政行为存在错误，应该通过内部纠错机制办理，而非自行撤销。行政相对人通过申诉、复议、信访、投诉等方式要求纠错，亦要符合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起诉时效，领受第二次的《林权证》长达十余年没有异议，却能通过复议方式重新确权，这对于行政行为的法定性、稳定性真是一个巨大挑战，甚至动摇了不动产登记的法定性和稳定性。
这场十年纷争暴露出基层法治的三大困境：
村民提供的 2005 年《林权登记申请表》《公示表》等证据，足以证明 2007 年林权证的合法性，但行政机关以「签名存疑」为由不予采纳，却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。「证据采信的双重标准，容易引发『有罪推定』质疑。」李明表示。
尽管南桥镇政府履行了听证、踏勘等程序，但村民反映「听证会流于形式，调解记录未经确认」。王强指出：「程序正义不仅是流程合规，更需保障当事人实质参与权。当『程序合法』异化为『程序空转』，反而会透支政府公信力。」
对「继志屋背」的解释，行政机关机械适用「最近地物标」规则，忽视 2005 年勘界时的科学调整。张薇认为：「法律规范应随社会发展动态解释。2007 年林权证的规范表述，本质是对传统地标的现代化确认，行政机关不应倒退至模糊的历史表述。」
站在「继志屋」后山坡，无人机航测图清晰显示：「前半窝水圳」与「继志屋滴水线」水平距离约 80 米，争议区域恰好位于集体林与自留山的历史分界带。这场争议的本质，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，传统乡村治理逻辑与现代法治规则的碰撞。
正如最高法在（2017）最高法行申 8650 号案中强调：「不动产登记争议与权属争议的解决路径，应避免机械割裂，需在维护登记公信力与实质公平间寻求平衡。」寻乌林权争议的最终解决，或许不仅需要司法判决的法律效力，更需基层治理者以法治思维重构争议解决逻辑 —— 当「山界」丈量的不再是权力的任性，而是法律的理性，法治的种子才能在乡土社会深深扎根。
